“但事实证明这些企业同样存在各种国企的通病，办好也是同样困难的。”

“我不否认这些困难，但事在人为，我们总不能因为牛不拉犁耕地，就把牛、犁和地一搭里都卖了吧？而是要寻找牛不拉犁耕地的原因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”张林森顿了顿接着说：“现在的焦点与难点在大型国有企业，你们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个范畴，我想你们要是将视线能转移到一些县级企业和县域经济上来，这对研究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改革是大有益处的。”

这是实践与理论的互相沟通，这也是企业与学术的经典互动。

这次学术报告会后，一些博士、硕士们真的将目光投向了县级企业和县域经济，开始拓展他们的研究视野。

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院长、著名学者徐二明特地约见了张林森。作为理论权威和改革实践家，他们谈得十分投机。张林森的直性子与风趣幽默的谈吐，也深深地吸引住了徐二明，从此，他们成了学术内外的好朋友。

财经学院硕士蒋攀攀说：“我这几年在国企改革的专题研究中一直没找到突破口，纠缠在江浙乡镇企业的专题上，张林森的报告，让我豁然开朗。”

他把毕业论文也改为相关的主题，在论文中他称张林森为“另一种力量”，他也将继续努力寻找这“另一种力量”。

贺圈公社的农林牧场原是一个“知青点”，亏损3万元后，公社开始甩包袱。

“事在人为。”这是张林森的一句口头禅。

“事在人为。”这也是张林森成功的秘诀。

“知青”返城以后，贺圈公社的农林牧场因缺乏管理，日渐入不敷出，到1983年亏损下3万元。对此，公社领导心里很窝火，公社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，哪有闲钱填补这个黑窟窿：“承包出去，省得烦恼！”

可给谁承包呢？一个烂摊子又不是金钵子！

“张林森当了13年生产大队领导，管这没问题，就怕他不干。”有人忙忙推荐。

“行。不干不由他。”公社领导正愁找不到一个能人。

当时，张林森前脚刚迈进了公家门——他13年大队领导干出了些政绩，贺圈公社将他聘为社办的多种经营管理员。

“我大概就是刨土疙瘩的命。”张林森二话没说，背起铺盖卷住进了场部，当起了贺圈公社农林牧场场长。公社给他订下的承包期限是5年，承包费是3.5万元，剩余的算他的奖金，不足的要他拿家里的钱补贴。还签下了一纸合同，作为日后兑现的依据。

张林森一上任，先盘点他的农林牧场的家底儿：树木8054棵，奶牛10头，猪3头，羊11只，水地40亩。但“树木不成材，奶牛不产奶，猪羊绕跤跤，水地长苦菜。”——当地群众编的顺口溜是他们农林牧场的真实写照。

他问众人：“你们说的‘绕跤跤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‘绕跤跤’？‘绕跤跤’就是说你们公家连猪和羊都训练好了，走路都会扭秧歌哩！”一个快嘴婆姨的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我还要训练的唱歌呢！”张林森无奈地自我解嘲。

“‘知青’娃一走，农林牧场成没人管的后娘，你来受什么洋罪？”“快嘴”又说。

“我就是来养后娘的。”张林森笑着说：“你们看着，农林牧场立马就变样了！你们都会争着抢着来跟我打交道！”

……场里的工人，一个个都有气无力的。工资拿不上，他们就克扣饲料，以此养家糊口。形成牛、猪、羊吃不上便不生产，不生产他们便发不出工资的恶性循环。

张林森对他们说：“只要大家好好干，我保证不欠你们一分钱的工资。种地还赔钱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——要是这样农民不都饿死了！”

种地，张林森自然可称是“老娘婆”了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他行行是一把里手。在他看来这办农林牧场也就是种地，没什么两样。

贺圈公社农林牧场还真是张林森的一碟小菜。他打井发展水地，水地种植玉米，青储玉米秆作为饲料，以此发展畜牧。畜牧上了台阶，反过来带动农业、林业的发展。农林牧场出现了农、林、牧良性循环、整体发展的好局面。

张林森的事迹上了《人民日报》，被誉为是陕北农业综合发展的典型，庄园经济的示范。

周围群众真的争着抢着跟他打交道：前庄商量合伙创办苗圃，后村积极争取引进种羊；这家有小孩子要他给倒牛奶，那家要他给捉一个猪娃。事无巨细，都要找他给解决。

5年后，张林森给乡上交回：树木37800棵，奶牛36头，猪25头，羊200只，水地120亩。奶牛每天产奶500斤，猪每年下猪娃200多头，羊每年生羊羔60多只。

农林牧场一下成了贺圈乡的摇钱树，5年经济净增120万元。

按照承包合同，这些自然归张林森自己所有，但他不要——5年里他实际上缴承包费50多万元了！

张林森小的时候。一样受过贫寒的煎熬，但面对贫苦，他坚定地说：“不！我不认命。”毅然投身于改变贫困面貌的斗争行列。

张林森1952年12月生于贺圈乡的武兴庄村。

武兴庄，这是他的祖父逃荒要饭落脚的地方。穷了多少辈子，谁也说不清楚。直至他小的时候，一样受贫寒的煎熬。但能经受艰苦是所有白于山孩子天生具有的美德。“小娃不吃十年闲饭”——夸的就是这些山里娃娃！

生活在贫苦中的张林森，却知道贫穷没根。父亲是农业合作社主任，也经常教育他说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受父亲的熏陶，他将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勤奋学习上。未来虽说遥远而又遥远，但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是草叶上的露珠——太阳一晒就无影无踪了。庄里的一位老人爱他懂事，说：“娃娃，你生在咱这山上就得认命，要是生在城里你就能做官，谁让咱穷来着！”

“不！我不认命。”张林森说得很自信。

老人看着张林森吃了一惊，以后逢人拉起话便说，穷不过三辈，张家那小子长大准是个好料。

谁知穷日子也过不安稳！

张林森刚上定边中学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学校停课，学生回家参加农业劳动锻炼。“广阔农村，大有作为。”他不明白农村有什么大作为呢？一个同学说，管它青红皂白，人家说有作为就有作为，反正咱还年轻，等过几年再说。

一等便是十年。他的大学梦就在这一年一年的等待中悄悄地过去了……他却痴痴地还在做着——直至现在，张林森从来没有一天放松过学习，即便是他从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函授学院毕业，撰写的论文《珍惜资产是企业的生命线》等在《人民日报》及《经济日报》上发表，并被人民大学聘为客座教授，每天最少坚持学习一小时，是他雷打不动的作业。

回到村里，张林森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与生产队几十号人，随着铁犁铧敲击的当当声早出晚归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东山的日头背西山。犁耕耙耱，提耧下籽，样样难不住他。做了两年多社员，他勤学好问的求知精神，以及不怕苦累的农民本色，被大队支部书记看上，让他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及公社革委会委员。

两年后，支部书记让贤，张林森挑起了大队一把手的重担。老支书嘱咐他说：大队支书官不大，但事情又多又杂，还有近千张嘴的吃饭问题，稍有疏忽，小则搞得人人抱怨，大则饿死人你对得起谁？上面的事要虚做，比方说“运动”；下面的事要实做，比方说“救灾”。

这一虚一实，让张林森沉思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。但一切只能放在心里，能跟谁探讨呢？谁也不敢与他探讨！在他看来，在那些年月，他在大队支书的位子上干了十一年，没让一个乡亲饿得倒下，就是最大的欣慰和满意了。